春晖 | 杜欣欣：母亲的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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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欣欣， 1954年生于重庆，在北京长大。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，之后当工人七年。1978年考入大学，1984年到美国留学，现居美国。曾出版过《恒河：从今世流向来生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），《此一去万水千山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）。
表面上看，我母亲从未像父亲那样颠沛流离，也未如父亲那样的饥寒交迫。然而，她却是我所有亲人中最悲苦的，也是我的亲人中最难写的。我甚至担心无论如何努力，也只能写出她生命的碎片。那些碎片来自她的歌，她的初恋，也来自我们的爱和不幸。
听我母亲说，她天生嗓音洪亮：“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想试试我的声音。我就站在楼上，喊楼下的罗妈，她正在楼下另一面的厨房里。我一喊，她就走出来说‘听到了，听到了，耳朵都震聋了。’嘿，我就知道我的声音很大。在学校里，有人说某某会唱歌，她一唱，就是那种憋着嗓子唱的，声音像猫叫，我就笑‘这就是会唱歌？’小学时，大家都喜欢听我唱歌。进大学前，我念过四所不同的学校，在学校里，我都是唱得最好的，因此我对自己的声音有信心。因为我喜欢唱，虽然并不信教，但上大学后，我每周会去教堂唱诗。”
我母亲音域宽广，很年轻时就能毫不费力地唱到女高音的高音“D”。因为唱得太好，她被人称作“燕子”，而那个绰号源自刘半农的歌词：“水面落花慢慢流，水底鱼儿慢慢游。啊！燕子你说些什么话？教我如何不想她？……”
上高二时，母亲开始接触钢琴。老师在音乐课上简单示范如何弹奏，母亲自去练习，不久就会弹奏了。88岁时，她还在当地的老人中心弹琴，她弹奏肖邦，李斯特，和贝多芬……琴房旁就是餐厅，一些听众对我说你妈妈弹得真好听，好听得我都忘记吃午饭了，但我妈妈却为弹错的音符懊恼。
1985年的郎毓秀先生
母亲就读的华西大学没有音乐系，却有声乐老师朗毓秀先生。她是郎静山之女，曾到美国学习声乐，回国后，她在音专和华西大学教美声唱法，还开过独唱音乐会。母亲是抒情女高音，郎先生教她唱《圣母颂》《浮士德》《托斯卡》《蝴蝶夫人》。1949年，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拟成立音乐系，教授要母亲再读一年音乐系，承诺说她可以拿到家政系和音乐系的两个文凭。但因成都解放，美籍教授离开，音乐系不了了之。
读华西大学的母亲不仅年轻，不仅美丽，不仅声音好听，而且温柔。我猜那时的她一定是被女生羡慕，为男生所追求。天然的美声和美貌一定给她带来许多的快乐和骄傲，不过当时的她绝不会想到未来将经历怎样的炼狱。在那个炼狱里，母亲再未唱过年轻时的歌。
我四五岁时常听母亲唱罗马尼亚民歌《照镜子》，不久也会唱了。她常因演出晚归，晚上九点，我又必须睡觉。睡觉时要从里面插上门，我妈担心夜归叫不开门，就让我睡前找隔壁的李奶奶从外面锁上。在那些被反锁在家里的夜晚，我经常对着镜子唱《照镜子》：“妈妈她到村里去了，我在家里闷得发慌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，仔细照照我的模样……”
在那些被反锁在家的夜晚，我从未害怕过。可是有一个晚上，我被惊醒。当时感觉已经很晚了，母亲早该回来了。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抓门，那声音好像小孩儿哀啼，又似妇人互殴。怪叫声中，床前的镜子突然飘过一个穿红衣的影子，它飘了出来，落到我的被子上。我害怕钻进被子里，蒙住头，不敢喘气。
次日清晨，我醒来，起身仔细地看了看那面镜子，除了发黄的麻点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打开了柜子，又看看镜子的背面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这时，我看到衣柜里的旗袍，它们整整齐齐地叠放着，紫红色的丝绒，黄纱面栽着蓝绿色的绒花，苹果绿色，每一件都好看。
母亲平时总穿军服，周末进城时才会换上便装。她常穿白衣黑裙，会换件碎花乔其纱衬衣，但我从未见她穿过旗袍。我也看到她的白衬衣，虽然素净，但都有些名堂，一件衣服的领子上能系成蝴蝶结。另一件是小圆领包肩的，白纱蓝绒点，有点像奥黛丽赫本在《罗马假期》里穿的式样。
1957年12月17日，母亲随周恩来到缅甸访问演出
当我长大一些，知道爱美了，母亲不在家，我拿着旗袍对镜比试。某次被母亲撞见，我很怕她责备，但她没有，还告诉我那些旗袍的来历：“ 1956年，周总理访问缅甸，团里跟着去那里演出，出国前制备的。料子都是从四川带来的，你祖母给的，我选的款式。”
40年之后，我得知表姐夫洪列哥的父亲曹节就是一间上海迁京裁缝店的名裁，他很可能就为母亲缝制了出国的服装。不过一年，曹老先生也被打成右派，其后被调到北京某被服厂缝制劳动服。
我逐渐知道那个带镜子的衣橱，碗柜和床头柜也都是从四川老家带来的，这些旧货中有件皮袍，父母离婚时，皮袍寄给了父亲，还有文革中上交的外祖父留下的邮票。
因为要演唱，母亲非常注意保护嗓子。以前她嗜食辣椒，为了唱歌也戒了。她很怕感冒，但北京的冬天干冷，家里的炉子经常熄灭，很容易感冒。我的记忆总和煤火连在一起。某天清晨醒来，炉子又灭了。母亲怕烟熏着我，又怕我感冒，生火前先用大塑料布把我和被子一起蒙上，大声喊着：“你呆在床上，不许把头伸出来，不许起来。”她气急败坏地用报纸或劈柴点着火，被烟呛得大声咳嗽，再打开门放烟。
煤火也不仅止于冬天。初春时，煤球火炉撤了，但天还冷，母亲把烧饭的蜂窝煤炉搬进屋内。那时我大概七八岁，为了防止煤气中毒，离家前，她又用一根烧火棍卡住房门。我趴在书桌上做作业，做着做着就觉着很困，然后就沉沉睡去。朦胧中，我听到有人喊：“她醒了，醒了。”嘴里有些酸酸的液体。我睁眼一看，一堆人围着我，母亲，隔壁邻居李奶奶，李爷爷，卫生所医生，一起玩的发小儿。
听说我被阎王爷抓去时，发出了很奇异清亮的笑声。我的笑声透过薄壁板，李奶奶听到了，大声问：“老杜，是你在逗孩子笑吗？”没人回答，只听笑声。传过来N次之后，李奶奶终于决定过来看看，那时我已昏迷。我母亲自然吓坏了，她从未想到她的母爱险些使我丧命。
1957年12月17日，母亲随周恩来到缅甸访问演出，这张照片是在当地知名佛塔前拍摄的，据说被刊登在缅甸的画报封面，右1是母亲
除了《照镜子》那首歌，我还记得母亲唱过《蜻蜓姑娘》和《晚会圆舞曲》。前者是一首苏联民歌，第一句是“五月美妙，五月好，五月叫我心欢畅……”《晚会圆舞曲》以四三拍的节奏，唱出“晚风多么凉爽… 唱吧，唱吧，尽情地唱吧？愉快地唱吧……”很有几分斯特劳斯圆舞曲的味道。她说：“那歌是中国作曲家的原创，不是泊来品。在音乐汇演中，我唱了它，还获奖。”
真奇怪，那个时代竟然有人有心有胆作一首“圆舞曲”。很多年之后，我发现会唱或记得一双两首歌的人并不多。与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相比，它们既缺少政治含义又不够通俗。
当母亲唱《晚会圆舞曲》时，我跟着她去过一个大礼堂。她在台上唱歌，身旁的乐队演奏着，台下一对对的男女搂着跳舞，于是我知道妈妈晚归并不都是去演出，还有伴舞。舞间休息时，母亲领着我去了另一个礼堂，那里正在放映电影。后来，我再请求跟着她去伴舞时，她不再带我去，说是小孩子不适合那种场合。
我进入青春期后，母亲多次说：“那时，我就不愿意让你看到一男一女搂在一起跳舞。”当年外祖父不愿意母亲参加文工团，因为他瞧不起戏子。那时的母亲也许理直气壮地对外祖父说我是去参加革命，但她绝未想到，参加了十来年革命，自己却沦为伴舞的歌女。如果当时母亲脸皮厚些，不在乎女子职业高中的小字报，留下当老师，她的境遇会不会好些？
我不到十岁时，中国苏联交恶。从此，莫说《蜻蜓姑娘》，连最流行的俄罗斯民歌都不能再唱了。那时的母亲开始唱一些新歌，比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《金瓶似的小山》。后一首原是西藏民歌，歌词中有个“您”字。母亲是南方口音，无法分清“您”和“宁”字，常让我纠正发音。
在我记忆中，1958年后，母亲在北京登台演出的机会不多。一个原因是她从歌舞团调到了军乐队。在歌舞团时，虽然母亲不是唯一的独唱演员，却是唯一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的独唱演员。
1950年代时，匈牙利声乐专家来华讲学，作为文工团唯一会五线谱又会英文的人，母亲被派去学习。在专家指导下，她唱了《曼侬.勒斯戈》《艺术家的生涯》中的曲目。作为一个独唱演员，母亲的调动显然是受累于父亲，带了惩罚的性质，毕竟军乐队以器乐为主，是为国事仪仗服务的。
那时的革命文艺强调为工农兵服务，母亲单位的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下部队劳军演出。劳军只有器乐演奏，总是不够娱乐，为此铜管乐队才配备了独唱演员。我4个月大时，母亲去慰问苏军，一去三个月。我3岁时，她又远去朝鲜慰问军队。调到军乐队后，母亲绝大多数的登台机会都是下部队劳军。
一年中，母亲最多半年，最少数月都要下部队演出。我们家在京没有亲戚，于是我必须在寄宿学校度过周末。母亲一向服从组织，永远不会为个人的私事向组织说“不”，而那些“不”，很多时候是为了我这个多病的孩子。
1957年2月，苏联莫斯科音乐院彼得洛夫院士来华讲学留影，二排左3是母亲
我4岁患肝炎住医院，母亲又要远行，她说：“你那时还不会读日历计日子，你就数着病床栏杆对我说，‘妈妈，你这一天再来看我吧。’其实，我第二天就要下部队了。”“人们都说肝炎患者要多吃糖。我买了一包白糖放在你的床头，你保姆再去看你时，发现白糖都被同屋的男孩吃光了，他有祖母陪住。”“后来你出院了，我还在外地。幼儿园怕传染，不肯收你。你保姆帮的那家也怕你传染，不让你去住，怎么办呢？最后还是于大娘看你可怜，同意照顾你几个月。”
我不记得母亲到医院去看我，却记得患病时总被护士按住打针。那些针不仅打在我的屁股上，还打在胳膊和腿上，甚至扎到脑门上。现在想来大概是肝炎病人需要经常验血，而我人小血管细，进针很难吧。
我患麻疹时怕见风，母亲在床边拉起帐子，不许我出门。我站在窗前向外望，脸还肿着，过路的人说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熊。
常生病常吃药是件苦事儿，有一次趁妈妈不注意，我把该吃的药丢在箱子和床的缝隙间。妈妈问：“你吃过药吗？”我回答吃过了。可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多年后，母亲还会说起这件事：“那是我第一次发现你会撒谎。你记住永远不能对妈妈撒谎！”
母亲照顾生病的我，操心受累，但脾气也很急躁。她从不会讲一句温言软语，总是一边照顾一边抱怨责骂，似乎生病都是我的错。很多年后，母亲还说：“你小时候总是生病，我好不容易存一点钱，你一生病就用光了。”
听她的抱怨，我曾想过也许我真的很碍事。如果那次煤气中毒死了，就不会再碍事了。我甚至幻想爸妈还能生个小弟弟，待他长大后，告诉他曾经有个姐姐，如何如何的可爱，特别是在他淘气的时候，于是我就如天使般地永远活在家人的心中了。
母亲不喜欢社交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音乐和歌唱是她唯一的喜爱和寄托。然而，在她唱歌的年代里，当局不断地发动着革命群众运动。在“运动”之外所剩无多的日子里，母亲的唱法，她的出身和丈夫，甚至她所受过的专业训练又都成为她登台演唱的障碍。
我的记忆中，只有一两个她登台的画面，印象最深的是她穿一袭天蓝色长纱裙走上舞台，身后的管弦乐队气势非凡。我看着乐队指挥伸出双手，第一小提琴开始了，如泣如诉。母亲倾身向前，唱出了第一句。她的声音清丽而曼妙，但表情略显僵硬。
也许是她个性太严肃，太正派，太不会逢场作戏吧？我不知道她唱的什么歌，但从表情和曲调，我猜那是一首悲伤的歌。很多年之后，我问起那次演出，她答那是歌剧《蝴蝶夫人》中的咏叹调《晴朗的一天》。
在1965年的氛围下，母亲居然能唱这首歌，真是太奇怪了。她解释道：“确实，那是革命化民族化的时代，许多艺术歌曲，西洋歌曲都不能唱。我是洋唱法，这样一限制，我能唱的歌就少之又少。我也试图唱民歌，可我无论怎么唱，人家都说不像，总是批判我资产阶级的洋唱法，所以我只好不唱。后来因为下部队演出不能都是管乐演奏，他们还是要我唱。结果选了《安东尼达浪漫曲》和《晴朗的一天》，前者是苏联反侵略的歌剧《伊凡.苏萨宁》第三幕的唱段，后者被认为是反美的，也被批准唱。”反美？我愕然。
1966年，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。此前，母亲不过问政治，一心唱歌。1957年时，她反对父亲出去聊天，总是说你有时间要多练业务。但是这一次，母亲不能再不过问政治了。
文革初期，她唱过的《晴朗一天》就被罗织了“乔乔桑等待美军丈夫归来的心情暗合她期盼右派丈夫的心态“的罪名，在批判她的大字报上，她被称为“李香君”。其后数年，她只参加过几次合唱。
1969年，去黑龙江的五七干校后，母亲就被分配去伙房烧火。我从地里劳动回来，经过食堂，常见她围着一条灰白色的围裙，坐在灰堆里筛着煤灰，认真地找出可烧之物。后来，她的右眼里生出一片云翳，我想就是那时候吹进去的煤灰。
母亲并不怕劳动，也做过更繁重的劳动。但干校之后的许多年，舞台上的那条天蓝色长纱裙和煤灰中的围裙总是交替出现，每当忆起戴围裙的母亲，我都会哭。
后来干校的小学需要音乐教员，母亲被调去当老师。当时能唱的只有几首革命歌曲和八个革命样板戏，我不太清楚，母亲怎么打发她的音乐课，不过她教过的孩子都说，母亲给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音乐教育。干校的中学演出样板戏，我被派演主角。乐队缺人手，母亲又被派去拉手风琴。
我们演了好几个月，我歌母亲伴奏，之所以说“歌”，是因为别人都说我唱的是京“歌儿”，而非京剧。母亲拉的是72贝司的大琴，她个儿小，拉起来十分吃力。没拉多久，手腕上的腱鞘炎就犯了，疼得不行。暗地里，我巴望着母亲回到小学去，因为她的手伤，也因为她看我的缺点历来都是火眼金睛。那是母亲无歌的日子。
1974年，母亲又开始唱歌。但那时她主要是指导排练，教学生。彼时，我在工厂已学徒满师。尽管母亲一直非常反对我专业唱歌，但大学久久不开，看到同事们的孩子凭着一技之长考入专业文艺团体，她才决定教我唱美声。听到母亲的决定，她的同事们都摇着头说：“唉，老杜啊，你该早动手。你女儿年龄太大了，考文工团太晚了。”
那段时间的每个周末，我们都在琴房里度过。母亲从最简单的歌曲教起，刘半农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黄自的《玫瑰愿》。母亲说：“我不是花腔女高音，你却是。你的声音比我更灵巧明亮。”
有了一些基础后，她开始教我唱西洋歌剧，其中最难的是《魔笛》中的夜女王唱段。我看着母亲弹唱，佩服着她的音乐天份和音乐素养。她能自弹自唱，能伴奏。数年后，她退休，又去音乐幼儿园教孩子弹钢琴。她记谱能力强，无论弹奏还是演唱，都能自如地变换曲调与和声。
她听力敏锐，总能听出我的音高不够，或不准，或其他的什么毛病。那段时间，母亲不仅教我，她自己也非常努力地学习和提高演唱技巧。她随喉科医生林俊卿先生学咽音唱法，又与早年的老师，留美回来的李维博先生切磋技艺。她常去中央乐团听课交流，乐团的独唱演员孙家鑫和张丽娟都曾与母亲同学。她还做了大量的声乐笔记，我甚至怀疑她打算写一本有关美声唱法的书。
对美声唱法，她有着宗教般的感情：“学会正确的发声方法，任何人都可以唱得好，只要她/他有基本的嗓音条件。”“以前嗓子长小结，还是因为方法不对。东欧的唱法是面罩唱法，唱的时候是要‘唱’出来，而林大夫的咽音唱法是要放松声带，而不是特别要‘唱’出来。就像这样‘啊’，你听，这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大白嗓。咽音是头腔共鸣，声音向上向后走，你以为声音不大，但有共鸣，音量大。”“你唱的时候，喉结要稳定。”
她说着说着，就用手指掐住我的喉结，试图分开喉部的两只小骨头。“你的喉结，喉结要固定不动，喉气不要向上跑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唱过高音之后，你的嗓子才不会调上去，马上就能唱低音。”私下里，我以为林大夫的发声方法固然科学，但那不是唱歌，而是肌肉训练。
目前指导我练歌
训练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就去报考铁道兵文工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。考歌剧院时，郭兰英是主考之一。我参加了复试。老师们满意我的声音，但身高却不符合要求，最终未被录取。母亲继续教我唱歌，但私下里，我认为她是严师，却不是好老师。在教我唱歌时，她往往批评有余，鼓励不足。有时我一张口都被她打断：“位置，位置！”“错了，错了。”
我终于患了声乐课恐惧症。幸亏后来大学重开，我也幸运地考上。面对那些“唱衰”我们的人，我终于可以替母亲争一口气了。
母亲和她的学生
1974至1985年，随着美声唱法的兴起，欧风美雨铺天而来，一直打压洋唱法的“民族派”不再趾高气扬了。在多年被冷落被迫害之后，母亲的学生中有女高音、男高音和男中音，她似乎也被重新认识，重新获得了尊重。
新时代带给母亲一定的尊严，也带来名利场上的痛苦。虽然母亲自己能唱，对唱法也领悟颇深，教导学生毫无保留，尽心尽力，但她个性严谨，一直是社交和名利场的低能儿。
一天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场独唱音乐会，独唱者正是母亲的一个学生。她跟随母亲多年，能唱的西洋歌剧基本上都是母亲一字一句教出来的。音乐会后，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，她却只字不提母亲，自称是某个有名气的声乐老师的学生。据我所知，她仅是那个名人上大课时的旁听生。
母亲每次提到这类人和事，难免气结，并说从此她再也不教学生了。但每当有人求教，她又故态复萌。
母亲唱了一辈子的歌，虽然她的美貌和音乐才能从未给她带来一点世俗的名利。
我的母亲于2017年10月10日去世，谨以此文纪念她。
2016年7月作者在捷克克鲁姆洛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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